光伏后补贴时代 能否保持初心？

但是，备案制度有其自身特定的性质和运作规律，其可以承载的立法监督功能毕竟是有限的。

深入理解、全面把握这三个核心要义，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具有方向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西方法治文明源自古希腊、古罗马，积淀深厚，尤其是近代法治萌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许多理念、原则和方法，反映了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这三个核心要义中，党的领导是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指导思想和学理支撑。[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等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些重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他们立足于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立场，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出发提出问题、反思教训、总结经验，在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法治理论并不断推进法治理论的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对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丰富资源进行梳理和甄别的基础上，联系当代实际进行了科学的改造和扬弃，把那些能够与以科学、理性、民主、自由、公平、人权、法治、和平、秩序、效率为内容的时代精神融为一体的文化传统，融入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治体系和法治实践之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浑然一体。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围绕法治建设实践和法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法学界先后开展了关于法治与人治、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法的本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学基本范畴、法学研究范式转换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有力地推进了法学领域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汉唐诸代君臣与巨儒主张德主刑辅，熔礼义刑德于一炉，使中国封建法制成为天理、国法、人情的融合体，形成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鲜明特点。为此，行政许可法、城乡规划法上也均有相应的专家和公众参与程序制度。

城乡规划法第40条第2款规定：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当提交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材料。[22]在冯慈男等诉上海市杨浦区城市规划管理局规划许可案中，二审判决认为：关于建筑间距问题……经日照分析，被诉许可行为许可建造的建筑对上诉人等相邻建筑的日照影响满足《技术规定》的要求，被上诉人核定的其他规划技术指标也符合《技术规定》的规定。上述扩大公开和参与的制度，其实效还是取决于行政机关是否有自我拘束的真实意愿。城市规划的正当性基础发生了变化，其公共性也将受到挑战，这就催生了在城市规划行政主体和程序方面的制度变革。

而如果城市更为看重生活环境的舒适，则可能在技术标准的规定之上，设定更高的日照标准等规划技术条件。与公报案例一样，相邻关系人的主观权利保护诉求被处理成了行政许可的客观合法性监督，技术标准成为空间利益分配的依据，决定了多元利益各方的权利义务。

在标准化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验收的技术要求和方法，都需要全国统一技术要求，从而必须制定国家标准。前述案件中适用的冬至日满窗日照不得低于1小时，即规定于《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第29条。例如，在周安民诉常州市规划局规划许可争议案中，法院判决：未告知原告(许可利害关系人)听证权利，该规划许可行为程序欠缺。从中可以看出，只有以法律规定和强制性标准为依据的主张，才有机会得到承认。

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曾经对规划行政许可侵犯相邻权益争议案件进行过系统搜集和整理，本文写作时进行了更新搜索。如此一来，法院在审查行政机关配置规划技术标准之上的空间利益的合法性时，完全未去考虑行政程序是否为第三人利益诉求的表达和权利救济提供了机会，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是否进行了充分的权衡并说明理由。在判断保护利益时，采用在收集大量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判断的方法。制度和理论上的进一步讨论，开始围绕着受规范保护的第三人的范围而展开，在行政诉讼方面，原告资格扩张的可能性和范围受到关注。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第9条规定，编制城市规划，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由于我国没有完整的官方判决和案例汇编，也没有条件进行科学抽样，本文主要利用案例数据库进行判决搜集，辅之以其他网络公开渠道可以获得的裁判文书。

在各主要案例数据库和法院所公开的裁判文书中，规划许可侵犯相邻权益的案件数量也居高不下。尽管第三人效力制度和理论缓解了存在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决定的封闭性，使第三人权利保障问题进入行政诉讼审查范围，但从上文对我国典型案例和样本判决的解析来看，其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和有限性，基本不涉及城市空间利益分配规则的形成部分。

[15]《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5)第9条规定，编制城市规划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采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基础资料。为此，我国1991年城市规划法建立了规划许可制度，例如其第32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前文的分析的确呈现出标准替代规划、技术吸纳行政的制度运行状态。在规划技术标准的正当性上，其判断的依据是科学，专家咨询具有重要的正当化功能。如今，在讨论法治问题时，我们往往强调司法救济，其原因在于对行政的信任度降低。拟听证的许可事项涉及利害关系人较多的，可由利害关系人推举或通过抽签等方式确定参加听证的代表。

[32] 但是，在样本判决中，挑战许可程序的诉讼请求并不多。[39]其次，从规划的内容着手，对于影响权利义务的规划条件，要求作为强制性内容。

笔者在对该案详细评析后归纳其判决要旨为：规划许可在导致利害关系人事实上日照利益的缩减后，如果仍然达到建筑管理技术规范的最低标准，并不构成对于利害关系人相邻权益的侵犯。[25](2002)沪一中行终字第243号行政判决书。

[38]例如，城乡规划法第50条第2款规定，经依法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确需修改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技术标准、城市规划、行政许可和行政诉讼是其中最关键的制度装置，也是多阶共识形成的重要制度工具。

建设行为需要经过许可，在许可程序中审查建设是否符合法定要件，一旦新开发者获得规划行政许可，相邻关系方面的影响就转化为行政许可决定对第三人的影响，[11]私法上的相邻关系问题就转化为公法上的行政许可第三人效力问题。See Gerald E.Frug David J.Barron,City Bound:How States Stifle Urban Innovati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 Gerald E.Frug,City Making:Building Communities without Building Wall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作者简介：陈越峰，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助理研究员。关于城市规划和规划技术标准的关系，城市规划法未予以明确，而《城市规划编制办法》(1991)第6条规定，编制城市规划应当……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原田纯孝等编：《日本的都市法》，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版。

行政机关似乎还是比较习惯于单向向下推行政策的姿态，其第13条强调矛盾化解，对于方案规划公示过程中引起较大争议的，要求应当做好宣传解释工作。这样的制度建构将会使宪法第10条第5款所规定的合理利用土地原则制度化、具体化，也将会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极大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水平。

[5]在大量既有权益存在的背景下，新的土地开发行为可能触发日照、通风、噪音、振动等相邻关系问题，利益冲突无法回避，而其背后的实质则是城市空间利益正当分配的问题。[45]在美国，也存在城市的自我定位，例如投资者城市、旅游者城市、居民城市等。

[9]在这种行政的作用下，已经不存在私主体的完全自主决定和市场机制的彻底运作，甚至连相邻关系争议本身也无法通过民事诉讼适用民法规则即能够加以有效调整。结合工程建设国家标准所保障的利益和价值，除了通常不会被忽视的工程技术专家为安全提供技术理性之外，还应引入医学专家、公共卫生专家为健康保护提供技术判断。

国家不能、也不会因这种影响的存在而不发展，或减缓发展城市建设，所以才制定城市规划的法律、法规，并制定有关规划技术规定，从而既允许这种影响的存在，以保证城市建设不断发展，同时又设定了影响的程度，也就是技术规范的要求，以维护原权利人的利益。与此同时，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的制定或修改，使城市土地上的多元权益结构形成。[7]关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的讨论，其关注的视角在于私有权利的公共限制。日本的制度及其学理，参见[日]原田纯孝等编：《现代的都市法》，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版。

[41] 城市规划的公共性，除了体现在提供了邻人利益调整的制度之外，还对具有公共性的设施用地加以确定。在满足了技术标准的基础上，城市规划还需要解决城市空间资源到底如何配置的问题。

城乡规划法第24条第4款则规定，编制城乡规划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标准而任务民营化则为解决此类问题的良策，即将由国家需完成的保障公共福祉等公任务转移由私人和社会完成，从而消除国家失灵现象。

规制一词源于英美，但是虑及政治经济的紧密联系，对德国规制法发展影响尤甚显著的当属欧盟法。文章来源：《上海法治报》2015年12月2日B06版•前沿观察。